一、前言

「民族主義」一辭，在理論和學理上有複雜的界定。但我們在此小論中所使用的「民族主義」一辭，指的是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即各民族被分別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時代中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表現為擴張主義、侵略主義、霸權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則表現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擴張主義與侵略主義，具體地實踐為爭取自己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民族·民主運動。
小論企圖就台灣社會在戰後各階級的社會性質，對外關係和階級結構的變化，來分析這民族主義的消長。

6月3日，有一位人間的老朋友傳來訊息，詢問我《台灣立報》上刊出我在6月2日趙剛先生新書發表會上有關陳映真的發言內容，他認為這內容恐怕會引起誤解，造成負面影響。
承蒙他的關心提醒，我找出當天報導，讀後才警覺到報導與我當天發言原意以及敘述脈絡有出入，有簡化的問題。這也難怪，當天在爆出思想火花的現場，年輕記者要準確掌握發言人的原意和脈絡並不容易；再加上，報紙篇幅字數的限制，難免有浮光掠影割捨擷意的問題。 繼續閱讀 →

你一直不曾遠離我﹐因為我不會讓你遠離﹐因為我從未改變過我是誰﹑我是誰的孩子的答案 。……你是我終生的 mentor。從來都是﹐從來沒有改變過﹐因為你從不曾從你的信仰﹑希望和關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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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慶先生的學術成就是蜚聲國際的成就。這樣的學者，對待任何人———包括不學的門外漢如我，態度永遠謙和親切，絲毫沒有「大學者」的架子，有所求教，必不厭其詳地教示，永遠以一副溫藹親切的笑臉迎人，為人留下無限的思慕與悲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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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與再造》04年8月起連載的M. Hart-Landsberg與P. Burkett的大作《中國與社會主義》，是久已期待的論文。讀後，有一點膚淺的，甚至出乎自己意外的感想。
對於一個在1937年台灣出生的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嚮往，和對於在冷戰與內戰疊合構造下被分斷的祖國的嚮往，是相互血肉相連地相結合的，也從而使我度過了飽受各種壓抑和坎坷的半生。因此，我的思想和感情不免隨社會主義祖國的道路之起伏而起伏。1990年以後，我一次又一次在親眼目睹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而為之欣慶之餘，心中也不免留著一個急待回答的問題：怎樣理解中國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原則理想的距離？ 繼續閱讀 →

嚮往變革和改造的文藝圈，在世界各地，有形形色色的實踐文學──當然包括實踐劇場。鍾喬和一些朋友，看來是台灣唯一從苦惱和鬥爭中的東亞的實踐劇場圈，引進志在啟蒙、改造、甚至是宣傳鼓動的實踐劇場的朋友。
「報告劇」在台灣的影響
上個世紀80年代中葉，王墨林輸入了日本石飛仁先生「不死鳥」劇團的「報告劇」：《怒吼吧花崗！》，把一切舞臺的要素──佈景、燈光、表演，戲劇性台辭的發聲都減到最低，直截、深入、現實地「報告」了抗日戰爭末期日帝在我國華北強擄農民、百姓、戰俘到日本各廠礦從事最苛毒的死亡奴工勞動。隨著「劇」情發展，舞臺背景上用幻燈打出發言控訴中犧牲者生前遺照和殘酷勞動現場，奴工暴動被捕受虐⋯⋯等實際材料的歷史幻燈片。負責把劇本中譯，並糾合青年在臺北演出的是當時的《人間》雜誌社。演出時發生的啟蒙、報知、宣傳和鼓動的劇場激動與熱力，至今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