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我還在軍中時，以筆名或本名為《夏潮》寫稿，結識了蘇慶黎。當時她是《夏潮》的總編輯，身邊還有些年輕朋友作她的助手，像吳福成、福蜀濤等人。從那以後，我被她視為戰友。慶黎略為大我一些，從來叫我小汪，一向對我器重，也很照顧，是我一生中難得碰到的知己之一。

高雄事件前，夏潮的同志另外搞了一個刊物《春風》，我也應慶黎和王拓之邀加入編輯行列，並兼記者。記得那時，唐文標、張富忠、陳忠信等人，常到《春風》來串門子，意氣風發，高談闊論，不知大難將至。

窮苦人家的女兒
許月里的祖先從大陸遷到臺灣之後，一直住在新店赤皮湖偏僻的山上。
一九一二年，也就是民國一年，許月里在家裡的經濟正處於艱難貧困的情況下，在那片地瘠人稀的山上誕生人世。
許月里一直認為，自己的身上流著父親那股敢於反抗不義的血。在她的印象中，父親是一個漢民族意識強烈的人。他父親小時候就有很強烈的學習漢文的欲望，為了讀漢文，淩晨四點，天還沒亮時，他就會在穿好衣服，帶著書本，跋山涉水，走上三四個小時的路程，開開心心地趕到位於新店街上的私塾上課。婚後，他仍然留在赤皮湖山上，以耕地種茶維生；後來，因為手指受傷，不能再耕作，才搬到臺北上奎府町（今鄭州路、華陰街、太原路、承德路、重慶北路一段一帶），做販賣點心的小生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被日本殖民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重歸中國，台灣人民無不興高采烈、歡天喜地的慶祝台灣的光復。從此台灣人民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不再是日本的次等國民，重新成為有尊嚴的堂堂正正的中國國民。然而，高興的心情與對祖國的熱望，很快地便消失了。由於國民黨政府官員的顢頇無能、貪汙腐敗、欺壓人民，加上戰時的廢產廢耕尚難復元，物資缺乏，物價飛漲，民怨四起。人民都生活在痛苦的深淵。尤其是窮困的人家，簡直到難以活下去的悲慘地步。 繼續閱讀 →

我本名是劉英昌，台灣八堵人。日據時代，我在台北工業學校就讀（後改名為台北工專，現為台北科技大學），由於父親曾被日本憲兵抓過，我很早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也常和好友唐志堂討論回大陸參加抗日的事。後經友人謝賢益介紹，我認識了當時在台北醫院擔任外科醫生的謝娥。當時與我有同樣想法的還有陳炳基、郭宗清（以後李登輝時代，當過台灣駐南美烏拉圭的大使）、黃雨生、傅賴會（是我最要好的工校同學，他的民族意識很強，後參加了地下黨，被捕後在綠島被關了15年）。謝娥勸我和唐志堂先去大陸，但該事不久被暴露，不少人被抓入牢，年紀輕者被關了短暫時間即被釋放，我和唐志堂、謝娥則被關了一年多，直至日本戰敗投降後才出來。 繼續閱讀 →

2005年1月22日

公元2005 年，歲首春寒籠罩著台灣島。一波波寒流，一陣陣冽風吹襲下，我們接到了辜金良同志與世訣別的噩訊。一時間，萬分的哀痛與悲情，緊緊地壓住我們的心。
時值島上政情混沌，政潮起伏，2004 年的選戰餘波未平，兩岸風浪不停衝撞。此刻此景，真不知金良同志，您抱著多麼沉痛的心，如何難捨的情，而離開了我們，離開了您為其奉獻奮鬥一生一世的台灣島！ 繼續閱讀 →

有一個軍法官模樣的人，高高站在庭上，念著，「某某人某某人判幾年。你們還有什麼話要說？」我問說，許強現在怎麼樣了。……法官說，「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

——胡鑫麟醫師證言

一九七三年六月，台北醫學院依照學習成績及學生志願，分發醫科七年級學生許達夫，前往三軍總醫院實習。然而，就在該生報到前一星期，三軍總醫院卻通知台北醫學院，拒絕接受該生到院實習。由於事出突然，學校當局無法另作安排，於是通知該生轉往一家私人小醫院實習。
許達夫接到學校通知後當然感到不解，於是趕往學校，向教務處理論。教務處的承辦人員在他強烈要求解釋的情況下，只好一邊出示三總的通知一邊告訴他說：「三總是因為你的身家調查有問題，所以才不讓你去實習的……。」
許達夫帶著一種莫名受辱的委屈，回到家裡，然後氣呼呼地質問母親﹕「我們家到底有過什麼不清白的事情﹖」他生平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家世問題，因此堅決要求母親劉順娣女士向他徹底解釋他所不瞭解的家族史。 繼續閱讀 →

一﹑陳芳明台灣社會性質三階段論的破產

我和陳芳明論爭的緣起﹐是我針對陳芳明寫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一七八期﹐一九九九年八月﹚﹐就其“社會性質”論和台灣社會性質的“分期”﹐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性質理論﹐即各階段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總合﹐亦即社會生產方式﹙模式﹚的性質理論﹐提出徹底﹑系統的批評﹐是直到今日陳芳明所無力於提出系統性的回答的。而這是因為陳芳明完全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性質理論的知識之必然的結果。
我們一再說﹐陳芳明說的日據台灣社會性質是“殖民地社會”是不通之論﹐因為“殖民地”不是一種人類社會演化必由的一種生產方式。一個被殖民的社會﹐必須和其在殖民統治下的前資本主義經濟性質﹐例如封建或半封建經濟合稱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才能正確表述一個被殖民社會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即“社會性質”。陳芳明的回答是指責我“居然”不承認有“殖民地社會”﹐說我對日據台灣社會的性質規定“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由於我的“統派立場”﹐強以台灣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便使台灣社會和當時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中國大陸拉到一起﹗夾纏胡說﹐充份曝露了陳芳明對社會性質理論驚人的無知。

來不及給他一點最後的安慰
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我赴珠海參加中華民族振興學術研討會；行前與陳老的兒媳通過電話，懷著不安的心情上了飛機就開始胡思亂想，竟不免擔心回來時不能見上陳老一面，來不及給他一點最後的安慰。 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