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爆發了「二·二八」起義？滿腔熱情、敲鑼打鼓歡迎過國民黨的臺灣黎民百姓，為什麼在短短一年半之後，滿腔怒火，在全島範圍裡，以暴力反對國民黨？按國民黨過去的解釋，是因為「台民受日本奴化教育，中毒太深，心胸狹窄，排斥外省人」，是因為「共黨煽動」等等。這些說法未免太離譜，不值一駁，但它深深地傷害了臺灣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了臺灣長期以來的省籍矛盾，對臺灣社會的安定繁榮、對民族的和睦團結，都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繼續閱讀 →

五十年的黑夜
一旦明了天
五十年的屈辱
一顆熱淚把它洗乾
祖國，你成了一伸手
就可以觸到的母體
不再是只許壓在深心裡的
一點溫暖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還沒有過完
祖國，祖國啊！你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
換上武器和紅血
來表現！
──《文匯報》，1947年3月8日

此文是作者所著《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的摘錄。
范泉先生逝世快一年了，這一年以來，每想起他心裡便充滿傷痛。他在最後的信裡全不顧生者的情感，寫下「永別了」幾個字即離我們而去。《遙念臺灣》（臺灣人問出版社2000年2月）的出版通知和訃告幾乎同時送到我這裡，一時問無限的遺恨湧上心頭，令人好不憂傷。過了幾日，書寄來了，想到把這對臺灣的無限遙念公之於眾應是對死者的最大慰藉，心裡才多少也有了些釋然。
從1945年到1949年臺灣與大陸處在相同的歷史潮流之中。這是從臺灣復歸那一天開始到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為止四年問的事。在上述時期，民眾均投身於建設「和平、自由、民主、團結、統一」國家的熱烈討論之中。討論所涉及的可能性遠遠超過了目前的現實結果，至少也包括兩岸不分裂的可能，但不幸的是兩岸的統一被阻隔了，在大陸，「反右」「文革」等運動接連不斷，而在臺灣，白色恐怖橫行。兩岸之間的溝壑變得更寬了，即使當初的討論也早已為歷史所「湮滅」。眾多的知識人士不得不「一直在生死攸關的硝煙中拼搏」。范泉先生的一生，我想不必在此作更多的陳述，他與臺灣的關係、在「反右」、「文革」中的遭遇，他的著作和言行也自然不例外地均在上述過程中遭到「湮滅」。
八十年代以來，臺灣解除了戒嚴令，大陸開始推行開放政策，被「湮滅」的討論得以再見天日。我有幸結識的范泉先生似乎並沒有看重那些羅列給他的「罪行」，而是著眼於民族和國家的未來。留給我的是只有追從信念而生的人才具有的從容與自信。大概是前年6月，我通過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先生的介紹，得知他仍然在世，便給他寫了信。最初的回信是由吳嶠夫人代筆寫的。接著複印並寄來了我所要的著作。本來說好資料的出處請朋友代勞，可結果都是由他親自一一注明的。隨資料還有他的一封親筆書信。從那顫抖的筆跡我看出他病重的程度，我為自己給他帶來的麻煩追悔不已。
9月，我與臺灣的藍博洲先生在上海機場匯合後，於次日到范泉家拜訪。他們夫婦二人滿面笑容迎至門前，宛如自己的兩個孩子歸來般地欣喜，那笑容至今猶在眼前。隨著談笑進入正題，我們又看到了范泉先生作為職業編輯的另一面。他手裡拿起放大鏡，一面斟酌資料一面苦苦地在記憶裡搜尋，把手放在耳朵上生怕聽漏了一個字，右手拿著筆又用左手按住顫抖不已的右手訂正一個個錯字。我的眼睛模糊起來，他竟是以這樣不便的身體來整理資料的嗎？當我返回自我，再次面對范泉先生時，有的只是愧疚和崇敬。
是黃榮燦的靈魂的指引，我們見到了范泉先生。據說黃在1945年11月離開上海時，是范為他送的行。從此，一個在臺北，一個在上海開的出版物介紹臺灣文化，黃榮燦在《臺灣文化》等臺灣的報刊上介紹大陸文化。連接《文藝春秋》和《臺灣文化》的橋樑的正是他們二人。此後兩雜誌開始相互轉載文章。1946年1月范泉先生發表了《論臺灣文學》，該論文經黃的手開始在臺灣流傳，並以此為發端，在臺灣的《新生報》副刊《橋》展開了由兩岸文藝界人士參加的「臺灣新文學議論」。這場持續長久的「議論」又把《文藝春秋》與《新生報》聯繫在了一起。《文藝春秋》、《臺灣文化》、《新生報》副刊《橋》攜手促進了兩岸的理解。
范泉先生著重介紹了楊逵、呂赫若、楊雲萍、龍瑛宗等臺灣作家，翻譯了龍瑛宗的《白色的山脈》和楊雲萍的數十首詩歌，他從中領會到了日本統治下臺灣民眾的「寂寞與悲哀」以及藏在其後面的「反抗的呐喊」，得出臺灣文學乃是「中國文學之一環」的結論。以此為基礎，他又通過黃榮燦、朱嗚岡、黃永玉的作品，向大陸的人們介紹臺灣民眾的「現實」生活，通過原住民的傳說傳達生活在臺灣的人們的心靈。他在臺灣原住民傳說《神燈》的後記中提到，讀者應該加深對「臺灣和大陸的地理和歷史關係、高山族的民族和特質」的理解，面對五十年被相互隔絕的「現實」，必須從真實徹底的理解開始。從中可以看出范泉先生對臺灣的深刻理解和從未把目光離開「現實」的真摯態度。
范泉先生雖然是專門討論臺灣文化，但歸根到底他提出的問題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關於殖民地統治時代的文化，另一個是關於包括臺灣在內的新中國的民主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臺灣文化重建的出發點，第二個問題是其方向。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認為「臺灣沒有文化」、「臺灣人被奴化」了，從而推行以廓清「奴化教育」之「遺毒」、「增強民族意識」為目的的中國化政策。對此，范泉先生表示臺灣不僅有優秀的文化，而且具有未被奴化的強韌精神。楊逵、吳濁流、王白淵、蘇新等臺灣文化人也紛紛列舉了臺灣人從未放棄抵抗的事實對此進行反駁。隨之，兩岸文化人的交流得以進一步深化，一致認識到「奴化」批判的本質在於拒絕台灣人參與政治，撤回《和平建國綱領》，強迫民眾做「國民黨統治下的奴隸」（《評壇（二中全會）》，《週報》1946年3月16日）。看清了「奴化」批判旨在推進他們自己的奴化政策這一伎倆的文化界人士分別在《政經報》（1946年5月）、《臺灣評論》（1946年7日）相繼組織了政治協商會議特輯。在詳細介紹會議經過和內容的同時，呼籲展開對會議採納的《和平建國綱領》中所規定的「地方自治」的討論。此後，掀起了與「奴化」批判針鋒相對的「地方自治」、「修改憲法」、「普通選舉」等的討論。
在兩岸文化人的相互理解不斷加深時，「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事件的三天后，3月3日，范泉先生寫下了《記臺灣的憤怒》，6日由文藝出版社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總發行商是永祥印書館和兄弟圖書公司。《文匯報》在6日以刊頭廣告對該書的出版作了宣傳。黃在事件中，一直作為歐陽予倩率領的新中國劇社的護衛而奔勞。直至把他們送回上海後，黃創作了版畫《恐怖的檢查——臺灣二二八事件》。4月13日，他攜帶作品從基隆港出發，15日到達上海。不巧的是，第一屆全國木刻展已經在三天前的12日閉幕。但作品經他與范泉先生的友人陳煙橋、王琦等畫家之手發表在《文匯報》的《筆會》副刊（1947年4月28日）。二人均迅速行動，及時地把事件的真相傳達給大陸民眾。
《文匯報》自光復以來，一直連續報道臺灣。同時，它也是大陸文化人士與民眾意見的代言人，直到1947年5月25日停刊為止的一年零九個月中，有關臺灣的署名記事與社論達六十餘篇。報道記事的篇數更是數倍於此。評論事件的第三篇社論（1947年3月16日）表明了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三十二條政治改革方案的贊同意向，對臺灣民眾寄予了深切的理解與同情，
沒過多久，《新生報》副刊《橋》誕生了，兩岸的文化界人士再次展開了從再議殖民地時代到臺灣新文學議淪的長久討論。《文藝春秋》也再次與他們相攜而動。范泉先生在《文藝春秋》（1947年11月）刊載了歐坦生的小說《沉醉》，開始探求事件深層的東兩。他曾經提出的以理解臺灣與大陸的「地理及歷史關係」為出發點的要求也是在事件後。於是他詩歌，接連不斷地向大陸人傳達臺灣人的心靈。黃榮燦三次到紅頭嶼、火燒島，一次到小琉球島，最後隨臺灣大學麥浪歌詠隊進行「環島公演旅行」，投身於臺灣的現實之中。
1949年，四六事件發生，他們的進程被再次阻攔。楊逵以《和平宣言》一文被問罪，和學生一起被逮捕，《新生報》副刊《橋》也隨之告終，後來兩岸關係也被完全隔絕，主張「和平、民主、自由、團結、統一」的民意也被完全踐踏，白色恐怖之風橫掃全島。1951年黃榮燦被捕，1952年被處刑，范泉先生直到見到我們時竟對這一事實全然不知。當然也不會想到黃的靈魂至今仍徘徊於橫跨臺灣海峽的「南天的虹」上。
范泉先生在重病之中，苦苦地追求已經變得淡薄的記憶，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證言，並囑咐我們一定核實「記得不太清」的事情。說到這些時，范泉先生臉上充滿了遺憾。儘管如此，從那越過漫長的寒冬的僅存的記憶和遺留的著作中，我們還是聽到了衝破四十餘年黑暗的青年們的呐喊聲。黃榮燦、吳忠翰、朱鳴岡、黃永玉等來臺灣的版畫家，楊逵、楊雲萍、賴明弘、藍明谷、郭秋生、林曙光等臺灣作家，許壽裳、黎烈文、田漢、歐陽予倩、李何林、馬思聰、雷石榆、歐坦生（丁樹南）、歌雷（史習枚）、駱駝英（羅鐵鷹）、揚風、吳乃光（林基）等來台文化人士，還有不知真名的歐陽明、亞夫兩人，以及無法詳盡的名字。如果把這個範圍再加大一些的話，還會有更多的無名青年。正是他們促進了兩岸文化的交流，為新中國和臺灣的文化再建做出了貢獻。今天，我們說「發現」了他們，但又時時對他們的行為感到「不解」。雖然從范泉先生撬開的窗子中透過的幾縷光線照在那個時代上，然而我們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入口的地方。日前我們還曾把歐坦生和藍明谷混淆了。這雖然可以說明「湮滅」程度之深，但也暴露了我們認識的不足。
兩岸的分裂與「湮滅」抹消了對謀求大陸和臺灣一體化的摸索，也抹消了兩岸共同推進民主革命的事實。同時還抹消了臺灣民眾以自己的智慧爭取擺脫殖民地社會的事實。臺灣與日本在戰後不久均成為將其五十年殖民地統治的責任曖昧化，致使甲午戰爭以來侵略中國的責任也都不了了之。范泉先生的出現正是要迫使我們澄清這一段被「湮滅」的歷史。
2001年1月22日於日本
（翻譯：陸平舟）
編者按：橫地先生在近日一篇文章中回憶了此文的寫作背景：

在執筆過程中曾有過這樣一個插曲。就是在史料挖掘中，我發現了范泉的影子，於是我放下筆，立刻與藍博洲二人飛到上海去拜訪他,並從他那裡瞭解了很多史實。但沒多久，范泉先生就去世了。於是《范泉紀念集》的編輯出版被列入計畫。我應邀寫了“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但不久稿件被編輯退回，要求大幅刪減和改寫。編輯在退還的原稿上用紅筆塗蓋了要刪除的部分，其餘部分也用紅筆做了修改。在附信中寫到，不這樣修改，恕不能刊發，請您理解。我隨即回信表示拒絕刊發。陳映真先生聽說後也非常氣憤，直接給編輯打電話表示抗議，得知對方不肯接受他的意見後，他也拒絕刊發自己的文章。但問題並未就此了結，范泉夫人聞知後，希望大家彼此通融。因此，我表示同意將後面部分全文刪除，標題改為“想念范泉先生”,但需附加註腳“此文是作者所著《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的摘錄”。陳映真先生表示雖憤懣難平，但姑且同意，並代編輯連稱“慚愧！慚愧！”。此後不久，《范泉先生的遺願》由北京發行的《台聲》原文全文刊載。這是陳映真先生反擊的結果。

1947年2月28日，臺灣人民爆發的起義事件，已經過去了六十周年。我作為研究近代中國歷史和臺灣史的學者，今天在這裡出席座談會，回顧六十年前臺灣人民的二二八起義，感慨萬千。

抗戰勝利後，因1944年湘桂戰役撤退到桂東，粵北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的一些同志，迅速結束了桂東、粵北的書店業務，趕赴剛剛光復的廣州，經過草草的籌建，1945年12月1日廣州三聯書店（對外稱兄弟圖書公司）就正式開業了。書店開業受到廣東人民的熱烈歡迎，但也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和摧殘，終於在1946年6月21日被封閉。我們撤退到香港辦理穗店善後事宜，之後我調回上海工作。1946年年底前，三聯書店總負貴人黃洛峰派我和胡瑞儀去臺灣開設新店。他告訴我，臺灣有一位朋友叫黃榮燦，原在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工作，抗戰勝利後被派往臺灣接收。他將接收的一家日本書店據為已有。那家書店賣的全是日文書籍，勝利後已無銷路，因此黃向三聯書店建議，願將他接收來的書店與三聯書店合作，改為出售新書的書店。 繼續閱讀 →

臺灣「二二八」起義是官逼民反的群眾暴動，提出的政治訴求是爭民主、爭自治。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臺灣「二二八」起義的性質是反暴政爭民主自治。「台獨」基本教義派硬要把臺灣「二二八」起義說成是「台獨」的起始，這是對「二二八」受難烈士的不敬和污蔑，是對「二二八」史實的歪曲和篡改。「台獨」活動1953年起始于日本，鼻祖是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廖文毅為了保財產向蔣介石投降返台看管曾文水庫，以後「台獨」的活動中心移轉美國。靠篡改或編造史實以欺騙人民籠絡民心是不道德的。

＊作者時為臺灣新竹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及臺灣學生聯盟新竹支部總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