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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激烈的學生運動席捲了歐美或日本等工業社會的大學校園。但到70年代後期﹐大部分國家的學生運動已無聲無息。與此相反﹐南朝鮮從60年代開始抬頭的過激的學生運動﹐其勢頭至今不減當年。面對這種現免人們自然會問﹐南朝鮮的學生運動為什麼持續這麼長久﹐而且那麼嚴峻﹖我們可以從多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如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分配的不平等問題﹔急劇的社會變化引起人的異化﹐課堂教育的內容和現實的背離﹔大學生人數的激增及不能與此相適應的就業機會不足﹐等等。然而這些分析仍不能充分回答上述問題。因為和南朝鮮相似的社會﹐或者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條件比南朝鮮糟得多的其他社會﹐並沒有爆發這樣持續而激烈的學生運動。因此﹐在論述南朝鮮的學生運動時﹐不能不詳細說明學生運動同特有的文化背景﹐特別是歷史傳統有著一定的關係。
朝鮮的學生運動始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實際上它與朝鮮王朝時代的土大夫知識階層﹐尤其是成均館儒生的上疏乃至集體的抗議傳統有著內在的聯繫。因此﹐鮮朗學生運動史應當列朝鮮王朝時代的學生運動中去尋找淵源。
朝鮮王朝時期的學生運動表現為儒生的“權堂”活動﹐這種活動在王朝中期尤為須繁。從第一個國王世宗到末代國王哲宗在位的幾百年問﹐共發生過96起“權堂”活動。1876年門戶開放至1910年“韓日合併”朝鮮淪為殖民地﹐這段時間被稱為“開化期”。在此期間﹐1881年發生過保守的知識分子發起的嶺南萬人疏運動﹑1898年由獨立協會聯合官民共同會合萬民共同會舉行群眾示威運動。開化期的學生運動員然規模較小﹐且帶有萌芽的性質﹐仍為以後展開的民族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學生運動做出了榜樣。
從1910年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開始到1945年“8.15”解放﹐朝鮮的學生運動曾出現過四個高峰﹕1919年“二•八”獨立宣言運動和“三．一”運動﹑1926年“六•十”萬歲運動﹑1929年光州學生運動。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南朝鮮社會不斷爆發學生運動﹐其中比較重要的規模較大的運動有﹕1948年以前的反托管和反對美軍占領當局建立“園立漢城大學”方案的鬥爭﹔1960年自由黨政權下的反獨裁鬥爭﹔1964年反對共和黨政權下的“韓日會談”運動﹔1973年反對三選改憲及實行維新體制的運動等。
通過對上述學生運動的分析﹐可以看到南朝鮮學生運動的特徵﹐1.南朝鮮的學生運動有長期的歷史淵源。從廣義上講﹐它已有300餘年歷史﹔從狹義上講﹐近代學生運動也有90年歷史。朝鮮的“二•八”宣言運動和“三．一”運動比中國五四運動早發生數月﹐光州學生運動也比中國共產黨1935年領導的“一二．九”運動早6年。
2.朝鮮近代學生運動經歷了許多曲折和反復。它大致經歷了八個時期﹔開化期的始動期﹕1910年的成長期﹔本世紀20年代的高發期﹔30一40年代的潛伏朋﹔解放以後的激動期﹔50年代的停滯朗﹔60年代的湧現期﹔70年代的內燃期。這說明﹐近代學生運動在遭到政府鎮壓時可能被邊轉入地下﹐但只要有政治的觸發因素﹐就會重新死灰復燃。
3.朝鮮近代學生運動不僅是在朝鮮的傳統思想﹐而且是在形形包包的外來思想的影響下展開的﹐這些思想包括﹕基督教﹑自由土義﹑民族自決思想﹑社會主義﹙馬列主義﹚﹑依附理論﹑解放神學等。但從運動的思想背景和標榜的目標看﹐可以分為反對外來勢力的民族主義型﹐反獨裁的民主主義型和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型三大類。
4.除了一般屬性以外﹐還有“南朝鮮學生運動”的特殊性﹐如利他的﹑忘我的純潔性﹔自發性及主動性﹔浪漫性和理想主義﹔進步性乃至急進性。除此以外﹐還有幾個和歷史條件有關的特性﹐如以強烈的歷史意識為壓礎﹔參加者負有使命感及殉教徒式的敢死精神﹐從強烈的民族精神甚至民族大義意識出發﹔有強烈的抵抗精神。
5.運動極少實現它原定的鬥爭日標。
6.由於它淵源流長﹐因而給民族史留下了令人矚目的業績。
﹙儀琳編譯﹚
原載於南朝鮮《亞細亞研究》﹐1987﹕1﹐63-97﹐朝文。
本文轉載自《南朝鮮學生運動史概述》《國外社會科學快報（月刊）》﹐1988﹕9﹐59-60。

在臺灣讀到丹陽的《回歸的巡禮－－給文琪的十五封信》（以下稱“這本書”），思想和感情上都受到很大的震動。
這本書原本的末尾，附有好幾篇大陸讀者回應的文章，說明這些讀者在讀完這本書之後，如何也在思想和感情上受到了深刻之震動。
海峽兩岸，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歷史進程中睽隔了將近五十年。然而兩岸的知識分子在讀了這本書之後，竟而在他們的心神和思想中，引動了幾乎完全相同的震波。究其原因，恐怕就在於兩岸共有了在戰後的不同時期受到以美國高教體系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義強烈挑戰的經驗。
因此，把我們比較熟悉的、戰後臺灣的文化殖民地化之構造加以凝視，對於更好地理解這本書，應有一隅之得吧。
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戰敗後訂立恥辱的“馬關條約”，臺灣淪為日帝的殖民地。臺灣的殖民地化，和香港一樣，是老大中國悲慘的半殖民地化的結構部分。因此，一九一五年以後，在島內殖民地高教體系中受盡歧視的臺灣青年，或奔向日本、或奔向祖國大陸，去尋求現代知識的啟蒙。其中固然有人成為親日精英，幹上警察、醫生、教師、律師……也有人成為依附“國府”在光復後衣錦榮歸的“半山”系精英，但更多地受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日本和大陸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深刻影響，不但在日本和大陸內地參加革命，並且紛紛帶著變革的理想和知識回到故鄉臺灣，廣泛地參加“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甚至台共，推動了自二十年代以迄一九三七年的大鎮壓為止，前仆後繼、風起雲湧的民族民主運動。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底，有一些留日回台的前進的知識分子，經歷了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對舊中國完全失去了希望和幻想，蜂湧著尋找並且加入了中共在臺灣的地下黨。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在美國艦隊冷戰封斷海峽形勢下，島上展開了持續三年多異端撲殺的恐怖肅清，五千人刑死，萬餘人投獄。不但党人遭到大屠，組織潰滅，從日據期英勇艱苦的民族民主運動中積累下來的解放的社會科學、哲學和文藝傳承，受到了根本性的摧殘。
一九五○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武裝佔據臺灣，封斷海峽，進一步將臺灣改造成封鎖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並逐步建設深入干涉臺灣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的“援助”體制。龐大、強有力、多金的美國“援助”機關，深入到台灣經濟、軍事、財經和文教部門，並對臺灣的政治、外交的一般，起到全面指導監督和影響作用。
美國的“援助”計劃打從一九五○年開始就展開頻繁的台美間人員交流，人員培訓等活動。設在臺灣北、中、南美國使領館的“美國新聞處”（ＵＳＩＳ）籍著圖書、展覽、演出和文化活動，向青年知識分子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傳美國如何對他人領土不抱野心，宣傳美國的科技、文化和令人羡慕的文明開化，當然也宣傳以前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如何貧困落後、獨裁、及其必然的衰敗等等，影響深遠。
“美國新聞處”並且“發掘”和有計劃栽培臺灣的畫家、文學家和學者，提供他們到美國參觀訪問和進修的優越條件。除此之外，美國新聞處還有一項至今成效卓著的工作，即廣泛介紹和協助青年學生到美國接受碩士以上高等教育。這項工作包括提供美國大專院校的相關資訊，協助申請獎學金等等。五十年代以後，一批又一批臺灣學生湧到北美洲“深造”。經過將近五十年後，為臺灣積累了大量美國製造的博士和碩士，廣泛地佔據了臺灣政治、外交、軍事、經濟、金融、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中的領導高地，影響至深且遠。原來，自四十年代末開始，尤其眼看國共內戰形勢急速逆轉，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於塑造和保證一個“非（反）共、親美、與中國分立的臺灣”。這個一直持續有效於今日的政策，從今日臺灣廣大精英層一般地親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脫離中國的這麼一個政治局面看來，顯然績效卓著。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來通過人員培訓、人員交換和留學政策十分“成功”地在臺灣培育了大批滿腦子美國價值的留美精英，由他們廣泛、深入地佔據了臺灣政界、官僚系統、產業界和文教學術界的結果。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為臺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計沒有其他的社會像臺灣省那樣，向美國廣泛地一面倒，一至於斯。
使臺灣知識分子全面向美國屈膝的機制，和丹陽在這本書裡指出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留學美國的“人尖子”們如何成為當代智力奴隸而滯留美國的機制，有相同之處，也有為臺灣所獨有的地方。
先說特殊的地方。五十年代的反共肅清，徹底清除了臺灣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思想和知識。很長一段時期，在臺灣反對和批評美國，可能招來足以破身亡家的“匪諜”帽子。臺灣知識界喪失了第三世界前進的知識界批判戰後世界新殖民主義霸主美國的知識、思想和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在東亞冷戰構造下，以反共安全體制深入臺灣的文教和社會的肌理，在青年、知識分子的心中，早早建立了美國強大、文明、開化、富裕的形象。至今“學優而留美”，成了臺灣青年學生最高的價值。
然而讀丹陽這本書，才知道經歷社會主義思想洗禮，在五、六十年代高聲呼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國大陸的青年學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後，竟也曾經一度瘋狂地崇美親美；而一直至今日，正如丹陽這本書所描寫，大陸留美的“人尖子”中，過度崇媚美國，又極度輕賤自己祖國的人，竟而也大有人在！
這也許就得從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對美屈服構造的共通性去尋找答案。
首先是美國著名大學的威望。戰後美國國勢高漲，很快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豪強，其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威力無遠不屆，鼎盛一時。在美國戰後大擴張的過程中，美國著名大學、研究機關、各種文教基金會也隨著各種美國對外“援助”計劃，人員訓練和人員交換計劃，透過國務院、中情局交辦的各種涉外研究－－主要為戰後冷戰體制中美國戰略利益服務的各項“研究”，而鋪天蓋地地伸向美國勢力範圍下第三世界各國高教領域。於是類如哈佛之類的美國長春藤高校，在第三世界青年的心目中變成了最高學問、知識、文明和開化的象徵。進入這一類名校，獲得這類名校的獎學金，取得其博士學位，意味著在學識、人格上更靠近強大的美國，上足以被美國精英社會接納為同儕，下足以在知識、人格上高國人一等。於是，特別是在美國勢力範圍內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莫不爭先恐後，想方設法，到美國深造，從而形成對美國高教體系及其所代表的美國國家利益和美國意識形態的屈服機制。
這屈服機制的第二個支柱，便是丹陽所指出的“勞動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差距”所造成的，滲透到一切美國所支持的人員交換計劃、人員培訓計劃、獎學金和基金會體制中每一個細部的、強勢美元所起的作用。
特別是戰後的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經濟落後，生活窘困。在二戰中以軍事工業的擴張帶動戰後新能源、新技術、新的耐久消費產品的開發，加上企業跨國化組織的整編，使美國成為戰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而美元也相應地成為世界上最強勢的通貨。在美國的一筆美元小錢，在第三世界的生活中會翻譯成一筆相當的財富。
美國充分利用這個國際匯率上的不平等結構，最大限度地伸張美國對世界的物質影響和控制。美國支持的人員培訓、人員交換計劃中發給的薪資和費用，以美元形式表現的獎學金、津貼、基金補助等，對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發揮了極大的物質和精神上的吸引作用。正如丹陽在這本書上指出的那樣，美國以大大低於美國正常給付的代價，就可以讓第三世界貧困人民的勞動辛辛苦苦培育出來的智力，滯留美國，為美國所有；或向美國盡情傾吐祖國各領域的虛實以交換美元；甚至出賣對祖國的忠誠，不論身在美國或回國工作，終身成為美國忠誠不二的“合作的精英分子”。
第三個屈服機制是語言。英語作為強大國美國的語言，便附麗著一切與美國有關的政治、軍事、文化上“正面”的價值。因此，會不會說寫英語，會不會標准地、地道地、優美地說寫英語，在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中成為評價一個人的知識、文明開化程度甚至人格的標準。跨過英語說寫力的門檻，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于是進入英語世界的思想方式、價值體系、西方知識的意識形態的邏輯世界之中。語言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被改造的人，在思想情感上逐漸和自己的祖國與民眾剝離，而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留學美國的制度，便透過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對英語的崇拜和屈服機制，改造成身在美國或身在祖鄉的，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
為了在美國的學院世界出世和立足，在美國學院體系下的研究主題和思想，往往受到指導教授，支持研究的機構的意識形態、政治和利益的嚴格制約。在研究議題上，極大限度受到對美國或西方為重要、相關的議題－－而不是對留學者祖國社會為重要、相關、有利的議題－－的制約，否則，就極難取得學位。更多的時候，正如丹陽所指出的那樣，往往要按照美國國家利益，政策，方針去做有害于自己祖國的調查和研究，否則，就極難取得學位。其結果，是美國在遼闊的第三世界，培育了大批為美國霸權秩序（Pax Americana）服務的、滿腦子美國價值和意識形態的，美國－－白人中心的“合作精英”階層，或在北美學園、大企業和研究機關；或在自己祖國的產業、官僚、學術、文教各界，為美國的利益忠謹服務。第三世界國家每多了一個這種美國的“合作精英”，她自己就失去了一個祖國勤勞人民艱難養育出來的“尖子”同胞的忠誠。美國的國家權力和學術、文化的結合體所發揮的意識形態霸權，是這種“屈服機制”的第四個方面。
第五個“屈服機制”源自留學國美國的生活。對於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美國“生活水準”和他們貧困的本國相去不啻雲泥。從薪給、研究費、住房、日常消費用品、社會福利以至於研究設備、設施和學研環境，都是一個留學生一旦返國後就要有覺悟立刻與之斷絕的。在相應于先進國先進環境、生活，設施而發展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知識，一旦離開先進的環境，回到近于前現代的祖國社會，不能不頓時失效，研究不能不中斷，技術無用武之地。此外，社會保險體制，住房、耐久消費財產的預付制等形成的枷鎖，都使留學學者的生活和美國資本主義體制發生盤根錯節的糾葛，動彈不得，形成了使第三世界滯美知識分子歡歡喜喜地“屈服”不歸的機制。
殖民地制度的傷害，絕不只限於物質上的掠奪和社會的貧困化，也不只限於肉體上的壓榨、苦役和拷問。殖民地體制對於人的人格、精神和靈魂的加害，有時歷數代猶無以療愈。舊殖民制如此，戰後的新殖民制亦複如此。
殖民主義的內核，是現代產業資本對前現代社會之勞動和資源的強權佔有與剝削。而以這種殘酷佔有與剝奪的實體的殖民地制度，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卻以“文明”對落後、“現代化”對後進的評價，將殖民主義的野蠻作用加以合理化、加以美化。殖民壓迫者和掠奪者變成了教育者、文明開化的教化師、現代化的傳播者和建設者。而被殖民者卻成了愚味、未開－－落後的土著，沒有殖民者的教化，不經由按照殖民者形象自我改造的努力，永難成為現代化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被殖民者的抵抗、忿怒轉變成對殖民者的歆羨、崇拜、取媚和依附；被壓迫者的自尊、義憤轉變成自卑、自棄；而極度的自卑、自慚發展成對自己民族、文化和祖國的恨惡和憎厭。而這種“近親憎惡”，又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殖民地現實生活存在的嚴峻的民族與階級的壓迫與歧視構造，使被殖民者墜入絕望的自卑與自慚。日本侵華戰爭前夕，為了強化被殖民者在支援侵華戰爭中的忠誠，日本人在臺灣展開的“皇民化”洗腦運動，正是利用被殖民者極度的民族自卑，而後開啟一條透過“皇民煉成”（意謂自我改造成皇國日本的國民之一員）而求取與日本人“一體平等”的地位的途徑的欺騙性同化運動。皇民化即非中國人化，亦即脫（離）中國化。因為戰後在臺灣的中國內戰與國際冷戰雙重構造下，在臺灣未經清算的皇民主義，終究發展成為今日以親帝國主義（美、日）、反華、反共、脫華為本質的“臺灣獨立運動”，便是一個慘痛的實例。
而在丹陽的這本書中，文化殖民的傷痕則表現為大陸滯美一部分知識分子之貶憎中國，崇揚美國，以改隸入籍於美國而自得，背叛自己的祖國，對洋人“低眉順目”而贏取洋人支給“不同政見者”的津貼……一類的人物。新殖民主義對人格心靈的殘害，曷勝乎此！
當然，這卑瑣猥賤的圖畫，絕不是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全部描寫。人們可以舉出成篇累牘的人名和歷史，高舉在殖民地宗主國接受教育而對民族解放的知識與運動張開了眼睛，英雄地投身于實踐的、第三世界革命家、革命的思想家、醫生、教授、文學家和社會運動家。正是他們，從戰後的五、六十年代，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支配下悲慘的土地上，樹起反美民族民主鬥爭的偉大旗幟，從四面八方的被壓迫民族年輕學生的喉嚨，發出“美帝國主義滾回去！”的呐喊。
因五十年代初血腥的異端撲殺運動而荒廢、而白色化的臺灣當地和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竟而在七○年初保釣愛國運動的左翼，在乍響的春雷中，掙破了五十年代以來內戰和冷戰意識形態的枷鎖，展開了認識中國革命、認識中國現當代史的運動，從而對製造美國“合作精英”的留學體制展開了批判和反省運動。
這個反省運動影響深遠。離開保釣左翼的這一思想運動，七二年到七四年的現代（主義）詩批判和七七年到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爭就無從理解。但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保釣左翼在理論、社會科學上不暇建樹，隨大陸“文革”的落幕而終場，卻迎來了八十年代臺灣分離主義的反動。
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在全面否定文革，並且大幅度向著改革開放換軌的八十年代上半，大陸年輕的知識界發展了從馬列毛體系掉頭，轉向目迷五色的西方的傾向。但十年而後，歷史挑選了丹陽的這本書，對這個傾向提出了深刻而生動的反省和批判。
丹陽的書和文章在大陸刊出之後，迎來廣大知識分子、勞動者、市民和學生的廣泛而激動的反響。這激動的反響，說明社會、民眾與“合作精英”之間的龜裂，表現了大陸社會、知識、文化界健康的一面。當新殖民主義“合作精英”成為社會、民眾崇拜諂迎的對象，成為知識、文化界爭相豔羨模仿的對象，甚至成為一個社會思想、學術、價值體系的權威，問題就會十分嚴重了。
丹陽這本書，在寫作上沒有採取厚重的論說方式。丹陽極其成功地以人物形象的塑造與描寫，把深層的思想和鮮活動人的情感揉合起來，造成一種光是理論論述所絕不能達成的、深刻的感染力，把反省和批判的種子，深植人心，讓它在日後的生活中萌芽。
但是丹陽的反思，還有待更多類似丹陽的，懷抱著主體意識和反思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將反思進一步發展為對當前中國社會實然的本質之科學的、具體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國前去的方向，而蔚為一個新的思想和社會科學的運動，才能有效地斬斷美國意識形態支配複雜而頑強的機制。
這是為什麼在臺灣的我和不少的朋友對丹陽這本書感到激動的原因。而如果在臺灣的保釣運動左翼在七十年代的反省／批判運動在八十年代後的弱質化有其歷史的、社會的複雜因素，那麼，以丹陽這本書為象徵的大陸知識分子對待文化殖民主義的反省和批判的發展前途，也引起我們密切而熱情的關注。
 
一九九七年七月 （本文是由丹陽著、臺灣人間出版社出版的《回歸的巡禮》一書的代序）

楊威理寫的《雙鄉記》（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三），從一個角度看，是研究臺灣被日帝殖民地化過程中造成臺灣人重大心靈創傷的重要材料。書中細膩地記錄了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在成長過程中心靈、人格的曲扭和挫傷。被殖民者在殖民統治結構中，感受到統治者的強大、文明、開化；感到自己的落後、粗野、弱小；感到臺灣話野蠻，日本話文明，感到日本人說臺灣人愛吃豬肉、講話嚷嚷、不講衛生是事實，而自慚形穢。
在具體生活中，殖民地臺灣到處充滿著對臺灣本島的制度性歧視，生活中到處明白地確定被殖民的“支那”臺灣人是劣等、污濁、卑下的人種，無從改變。
這種長期、無從改變的劣等地位和劣等感，一方面激起不甘屈服者的抵抗，但一方面也帶來屈服、苦悶、抑鬱，更帶來對壓迫者的諂媚、逢迎，甚至甘為爪牙，欺淩同胞以求統治者的歡心。
二戰期間，臺灣成了日本侵攻華南、南洋各地的軍事和工業基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攻打中國，日本人開始擔心領台四十二年後仍然強烈地以漢人自居的絕大多數臺灣人在戰時對日本的忠誠。缺乏台人絕對的忠誠，日本就無法安心地使用基地臺灣，無法放心動員臺灣的人力以役使於戰爭。
因此，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當局制定了強迫臺灣人“皇民化”的方針，要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其目的在消滅臺灣人的漢人意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剔除臺灣人的“大中國意識”，消滅中國語言、文化、文字、宗教信仰，代之以日本語言、文字、姓名、神道信仰等等。
“皇民化”是以強烈的洗腦手段進行的強制性同化運動。據研究，它的驚人的效果，不是來自懷柔，而正是來自強烈的民族歧視所造成的劣等感。四十年的歧視統治，使被殖民者確定了自已無可改變的“劣等”地位化皇民化運動就是在這優劣差等的定局上，日本人特別開啟了一道虛構的門，即“皇民煉成”，提供“劣等”的島民一條“救贖”之道，一線翻身的希望，即努力修煉“日本國民精神”，從卑賤不堪的“支那”的一切脫皮而出，化為潔淨、順服、謙卑的“天皇之赤子”。這於是引發了一部分自信“卑賤”的奴隸們“皇民煉成”的歇斯底里。著名的皇民小說《道》，以身上中國的血流為大恥，至死要修煉成一個完全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個中的典型。
皇民化的目，標在於把臺灣人改造成拋棄漢族認同、“忠勇無雙”的“天皇赤子”，成為侵略戰爭愚忠而馴服的工具。一九四二年，臺灣施行陸海軍“志願兵制度”，一九四四年九月，進一步實施了“徵兵制”，把三十萬人以上的臺灣青年以軍夫、軍屬、軍人的身分徵調到遼闊的中國大陸和南洋各地，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服務，充當炮灰。但穿上日本軍裝，開赴戰地，成為天皇軍隊的臺灣日本兵戰鬥員、後勸人員、工技和農技人員、軍中伙夫、交通運輸，在面對被日軍蹂躪的華南、南洋人民之時，感受到了終於“煉成”而為日本人（兵）的“威風”，少數一些人，甚至以日兵本的身份參與了殺人、拷問、搶掠、強姦等罪行，並且在這些罪行中體驗了“天皇軍隊”的身份，在以被害者（即被殖民者）與加害於人（即侵略軍）的過程中，緩解了“優越”被殖者的劣等感。而這以加害他人來治癒自己劣等意識的構造，又使加害的行為愈趨兇殘，罪孽愈深。至於極少數一些充當日本人通譯，當上軍曹、士兵，甚至下級軍官的臺灣人，其陶醉在日本化的“感激”、恣殘虐於人而逞假日本人的優越意識，種種言行，有不忍聞問者。這是為什麼有近百名臺灣人日本兵被國際法庭判處死刑，至今被奉祭在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帝國戰敗。“臺灣人日本兵”在大陸各地和南洋各地迎接戰爭終結的體驗，也是十分複雜而辛酸的。有些“煉成”“皇民”的意識較深的，感到日本應該尚能一戰，何至投降，覺得不服氣，為日本戰敗感到惋惜。當然，有一些人聽說日本人戰敗，自己恢復了戰勝國中國的國籍而高興不已。也有一些在盟軍收容所裡，尚未遣返，就迫不及待地辦刊物，熱情討論如何建設故鄉臺灣，建設新中國。當然也有很多人感到茫然。但戰事結束，可以回家團聚，總是可歡喜的事。然而把自己當成日本人而想為日本戰敗一哭的人，發現部隊已經把他分出去，告訴他他已不再是日本臣民，請他到另外來收臺灣人的營地集中。他於是也喪失了為帝國慟哭的立場。那些為恢復中國籍而高興的人由於昨日還是中國人民和南洋人民的敵人，而在中國大陸、南洋遣返過程中，遭到當地人理所當然的白眼……
臺灣人日本兵的遣返，也是曲折而辛酸的。在盟軍司令遣返日俘的作業保證和國民政府聯日反共的政策下，日本兵從各戰區遣返日本的作業，安全而有效率。而各地臺灣人日本兵的還鄉，由於複雜的政治情勢和國民政府認識不足，反而一波三折。不少人蹉跎數年才回到臺灣來。
回到故鄉的臺灣人日本兵，固然不可能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更沒有理由領取分文慰問補償的金錢，當然也不曾受到任何歷史清算。但當陳儀集團的惡政開始引起台人普遍的反感，終至爆發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時，也有很少數的臺灣人原日本兵重新把日本軍服穿上，和“支那人”（外省官僚）對抗。當然，他們很快就被壓服下來了。
多少自覺曾經夥同日本侵略、敵對過中華民族的這些原日本兵，在往後的歲月，也就默默地在生活中沉浮。隨著臺灣經濟發展，日台交流的頻繁，很多人和在日本的復員軍人組織聯繫上了。他們在類如“戰友會”的組織下，相互往來，一起喝日本燒酒，含淚高唱“同期之櫻”，用拙劣的日本話和日本人前士官長、班長、長官、同僚苦話別後。“皇民煉成”的情結又開始無忌憚地復活……
一直到八零年代，原本在私下醞釀的、要求日本政府對這些臺灣人原日本兵給予賠償的運動，浮到檯面上來。第一批到日本請求賠償的一位陳先生告訴我，在去日本一路上，他和團員都想像著老長官、國會議員和日本政府一定會流著熱淚擁抱他們這些離失多年前袍澤、同胞，從而快速通過立法，賠一大筆錢，好讓他們度過安適的晚年。但日本當局和過去曾多次在東京、在臺北一塊喝燒酒、吃生魚片、共唱“同期之櫻”的戰友會老長官，都冷著臉、皺著眉說，日本早已不把他們當成帝國的公民，沒有資格享受帝國給予日本複軍人的優渥的福利與恩給。
他們始而驚訝、失望，繼而悲念。他們開始向日方索取戰時積欠給他們的軍餉和未曾償付的軍中郵政儲金。但是雙方對賠償的幣值見解相去天壤，至今談不攏來。“現在我們是向他們要債。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陳老說。
他們很不諒解：為什麼打仗的時候，說他們和其他日本人一樣是“天皇赤子”，“內台如一”（日本人和臺灣人平等），要賠償、補償就推得乾淨。他們說“日本國民精神”講信義，看來是騙人的……
然而，內心深處，這忿怒還是來自日本認同的挫折。在我的採訪中，不少人承認他們一直是見到日本人特親切，聽到日本話特高興。看到他們對日本的愛恨交織，深深感到殖民地心靈的曲扭與複雜，遠遠不是簡化的邏輯可以處理的。
當然，一般說來，受到皇民化洗禮的臺灣人精英階層，他們的處遇就比這些農民、小市民出身的原日本兵幸運得多了。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的結構下，他們輕易地規避了對於他們“效力”日本的歷史之清算。時至今日，這殖民地精英中的秀異者，在當代臺灣朝黟政治、工商、產業諸領域中，占取了領導性地位。一九八零年中後，舊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舊“效力派”精英迎來了恐怕自己都不曾料想的第二個春天，揚眉吐氣。
值得注意的是，以反華、脫華、反共為主軸的、廣義的皇民主義，在臺灣政局中發生了“隔代遺傳”的現象。完全不曾接受過皇民化運動直接影響的一代人，有一些人在反華、反共的政治上，歌頌馬關割台的歷史，在選戰宣傳車上當街播放日本軍國主義的“軍艦進行曲”，仿日本室的“菊之禦紋章”設計八瓣菊旗為“新國家”的“國旗”……
於是，人們在看到臺灣的“主體”論、“政治實體”論、“獨特性”論和“獨立”論空前地成為主流論述的同時，對於日本將臺灣殖民地化的歷史所遺留而未加以絲毫清理的精神、心靈、文化的挫傷，非僅視若無睹，而且對於“臺灣主體”論以迄“獨立”論其實就是這挫傷之本身、之再蓄膿的事實混然不覺。這才是臺灣的“後殖民論”的嚴重的盲點。
而每次偶爾在臺北的街頭，看見頭戴日本陸軍或海軍戰鬥帽，有人甚至還在後腦掛著遮陽巾的老人，踽踽而行，我都很難於不感覺到他們是臺灣的曲扭的歷史所造成的、至今不曾愈好的傷口，心情愴然。 （原載《新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