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黨建黨至今，已經屆滿兩年。在這兩年之中，不論是在台灣內部，或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發生了具有深刻意義的鉅大變化。
在台灣內部，四十年來經濟、政治的發展，已由量的累積逐漸向質的突變移行、接近，界臨質變點的緊張狀態，表現為社會的各種亂象。勞動黨認為台灣社會的混亂，有以下三個根源： 繼續閱讀
林書揚先生追悼會入口處看板。
我本名是劉英昌，台灣八堵人。日據時代，我在台北工業學校就讀（後改名為台北工專，現為台北科技大學），由於父親曾被日本憲兵抓過，我很早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也常和好友唐志堂討論回大陸參加抗日的事。後經友人謝賢益介紹，我認識了當時在台北醫院擔任外科醫生的謝娥。當時與我有同樣想法的還有陳炳基、郭宗清（以後李登輝時代，當過台灣駐南美烏拉圭的大使）、黃雨生、傅賴會（是我最要好的工校同學，他的民族意識很強，後參加了地下黨，被捕後在綠島被關了15年）。謝娥勸我和唐志堂先去大陸，但該事不久被暴露，不少人被抓入牢，年紀輕者被關了短暫時間即被釋放，我和唐志堂、謝娥則被關了一年多，直至日本戰敗投降後才出來。 繼續閱讀
在《批判與再造》04年8月起連載的M. Hart-Landsberg與P. Burkett的大作《中國與社會主義》，是久已期待的論文。讀後，有一點膚淺的，甚至出乎自己意外的感想。
對於一個在1937年台灣出生的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嚮往，和對於在冷戰與內戰疊合構造下被分斷的祖國的嚮往，是相互血肉相連地相結合的，也從而使我度過了飽受各種壓抑和坎坷的半生。因此，我的思想和感情不免隨社會主義祖國的道路之起伏而起伏。1990年以後，我一次又一次在親眼目睹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而為之欣慶之餘，心中也不免留著一個急待回答的問題：怎樣理解中國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原則理想的距離？ 繼續閱讀
有一個軍法官模樣的人，高高站在庭上，念著，「某某人某某人判幾年。你們還有什麼話要說？」我問說，許強現在怎麼樣了。……法官說，「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
——胡鑫麟醫師證言
一九七三年六月，台北醫學院依照學習成績及學生志願，分發醫科七年級學生許達夫，前往三軍總醫院實習。然而，就在該生報到前一星期，三軍總醫院卻通知台北醫學院，拒絕接受該生到院實習。由於事出突然，學校當局無法另作安排，於是通知該生轉往一家私人小醫院實習。
許達夫接到學校通知後當然感到不解，於是趕往學校，向教務處理論。教務處的承辦人員在他強烈要求解釋的情況下，只好一邊出示三總的通知一邊告訴他說：「三總是因為你的身家調查有問題，所以才不讓你去實習的……。」
許達夫帶著一種莫名受辱的委屈，回到家裡，然後氣呼呼地質問母親﹕「我們家到底有過什麼不清白的事情﹖」他生平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家世問題，因此堅決要求母親劉順娣女士向他徹底解釋他所不瞭解的家族史。 繼續閱讀
原载于《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因为是祖国的缘故……》（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
开放改革以后，大陆的社会经济发生了解放后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由于海峡的分断，苦于在台湾看不到有系统的分析材料。林炎志的〈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以下简称（〈新资产阶级〉），清晰、有理论深度地谈了开放改革后大陆社会经济的本质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隔着一道海峡，读来震动不已。 繼續閱讀
來不及給他一點最後的安慰
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我赴珠海參加中華民族振興學術研討會；行前與陳老的兒媳通過電話，懷著不安的心情上了飛機就開始胡思亂想，竟不免擔心回來時不能見上陳老一面，來不及給他一點最後的安慰。 繼續閱讀
『「儘管每個人走的路是多麼的不同，可是要抵達的地方都是墳場」。話是這麼說，實際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又一天的過日子也同樣是一輩子。』
──簡吉《獄中日記》
1994年8月
一、曾文溪畔的風雲
曾文溪的源頭是阿里山系的萬歲山。出海口在台南縣七股鄉。地名叫鹿耳門。三個多世紀前，由金門開航的鄭成功水軍，就是從鹿耳門登陸的。這一段歷史，當地住民中的故老，樂於向外地訪問客介紹的。
曾文溪長約一百四十公里。在面積僅三萬餘平方公里的台灣，是有數的大河流。中游流經嘉南平原，沿流有幾處市鎮，由東而西，善化、麻豆、西港、佳里、學甲、台南等。除了台南市外，善化、麻豆、佳里在日據時代是街（等於現制的鎮），西港、學甲是庄（現制的鄉）。學甲和佳里，因為位置臨海，養殖業和沿海漁業有點規模。但仍然屬於農作地帶。至於麻豆、善化、西港則純粹以稻作和蔗作為最大宗。因而這一帶稻農和蔗農的人口密度相當高。
社會運動史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