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威理寫的《雙鄉記》（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三），從一個角度看，是研究臺灣被日帝殖民地化過程中造成臺灣人重大心靈創傷的重要材料。書中細膩地記錄了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在成長過程中心靈、人格的曲扭和挫傷。被殖民者在殖民統治結構中，感受到統治者的強大、文明、開化；感到自己的落後、粗野、弱小；感到臺灣話野蠻，日本話文明，感到日本人說臺灣人愛吃豬肉、講話嚷嚷、不講衛生是事實，而自慚形穢。

在具體生活中，殖民地臺灣到處充滿著對臺灣本島的制度性歧視，生活中到處明白地確定被殖民的“支那”臺灣人是劣等、污濁、卑下的人種，無從改變。

這種長期、無從改變的劣等地位和劣等感，一方面激起不甘屈服者的抵抗，但一方面也帶來屈服、苦悶、抑鬱，更帶來對壓迫者的諂媚、逢迎，甚至甘為爪牙，欺淩同胞以求統治者的歡心。

二戰期間，臺灣成了日本侵攻華南、南洋各地的軍事和工業基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攻打中國，日本人開始擔心領台四十二年後仍然強烈地以漢人自居的絕大多數臺灣人在戰時對日本的忠誠。缺乏台人絕對的忠誠，日本就無法安心地使用基地臺灣，無法放心動員臺灣的人力以役使於戰爭。

因此，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當局制定了強迫臺灣人“皇民化”的方針，要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其目的在消滅臺灣人的漢人意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剔除臺灣人的“大中國意識”，消滅中國語言、文化、文字、宗教信仰，代之以日本語言、文字、姓名、神道信仰等等。

“皇民化”是以強烈的洗腦手段進行的強制性同化運動。據研究，它的驚人的效果，不是來自懷柔，而正是來自強烈的民族歧視所造成的劣等感。四十年的歧視統治，使被殖民者確定了自已無可改變的“劣等”地位化皇民化運動就是在這優劣差等的定局上，日本人特別開啟了一道虛構的門，即“皇民煉成”，提供“劣等”的島民一條“救贖”之道，一線翻身的希望，即努力修煉“日本國民精神”，從卑賤不堪的“支那”的一切脫皮而出，化為潔淨、順服、謙卑的“天皇之赤子”。這於是引發了一部分自信“卑賤”的奴隸們“皇民煉成”的歇斯底里。著名的皇民小說《道》，以身上中國的血流為大恥，至死要修煉成一個完全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個中的典型。

皇民化的目，標在於把臺灣人改造成拋棄漢族認同、“忠勇無雙”的“天皇赤子”，成為侵略戰爭愚忠而馴服的工具。一九四二年，臺灣施行陸海軍“志願兵制度”，一九四四年九月，進一步實施了“徵兵制”，把三十萬人以上的臺灣青年以軍夫、軍屬、軍人的身分徵調到遼闊的中國大陸和南洋各地，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服務，充當炮灰。但穿上日本軍裝，開赴戰地，成為天皇軍隊的臺灣日本兵戰鬥員、後勸人員、工技和農技人員、軍中伙夫、交通運輸，在面對被日軍蹂躪的華南、南洋人民之時，感受到了終於“煉成”而為日本人（兵）的“威風”，少數一些人，甚至以日兵本的身份參與了殺人、拷問、搶掠、強姦等罪行，並且在這些罪行中體驗了“天皇軍隊”的身份，在以被害者（即被殖民者）與加害於人（即侵略軍）的過程中，緩解了“優越”被殖者的劣等感。而這以加害他人來治癒自己劣等意識的構造，又使加害的行為愈趨兇殘，罪孽愈深。至於極少數一些充當日本人通譯，當上軍曹、士兵，甚至下級軍官的臺灣人，其陶醉在日本化的“感激”、恣殘虐於人而逞假日本人的優越意識，種種言行，有不忍聞問者。這是為什麼有近百名臺灣人日本兵被國際法庭判處死刑，至今被奉祭在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帝國戰敗。“臺灣人日本兵”在大陸各地和南洋各地迎接戰爭終結的體驗，也是十分複雜而辛酸的。有些“煉成”“皇民”的意識較深的，感到日本應該尚能一戰，何至投降，覺得不服氣，為日本戰敗感到惋惜。當然，有一些人聽說日本人戰敗，自己恢復了戰勝國中國的國籍而高興不已。也有一些在盟軍收容所裡，尚未遣返，就迫不及待地辦刊物，熱情討論如何建設故鄉臺灣，建設新中國。當然也有很多人感到茫然。但戰事結束，可以回家團聚，總是可歡喜的事。然而把自己當成日本人而想為日本戰敗一哭的人，發現部隊已經把他分出去，告訴他他已不再是日本臣民，請他到另外來收臺灣人的營地集中。他於是也喪失了為帝國慟哭的立場。那些為恢復中國籍而高興的人由於昨日還是中國人民和南洋人民的敵人，而在中國大陸、南洋遣返過程中，遭到當地人理所當然的白眼……

臺灣人日本兵的遣返，也是曲折而辛酸的。在盟軍司令遣返日俘的作業保證和國民政府聯日反共的政策下，日本兵從各戰區遣返日本的作業，安全而有效率。而各地臺灣人日本兵的還鄉，由於複雜的政治情勢和國民政府認識不足，反而一波三折。不少人蹉跎數年才回到臺灣來。

回到故鄉的臺灣人日本兵，固然不可能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更沒有理由領取分文慰問補償的金錢，當然也不曾受到任何歷史清算。但當陳儀集團的惡政開始引起台人普遍的反感，終至爆發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時，也有很少數的臺灣人原日本兵重新把日本軍服穿上，和“支那人”（外省官僚）對抗。當然，他們很快就被壓服下來了。

多少自覺曾經夥同日本侵略、敵對過中華民族的這些原日本兵，在往後的歲月，也就默默地在生活中沉浮。隨著臺灣經濟發展，日台交流的頻繁，很多人和在日本的復員軍人組織聯繫上了。他們在類如“戰友會”的組織下，相互往來，一起喝日本燒酒，含淚高唱“同期之櫻”，用拙劣的日本話和日本人前士官長、班長、長官、同僚苦話別後。“皇民煉成”的情結又開始無忌憚地復活……

一直到八零年代，原本在私下醞釀的、要求日本政府對這些臺灣人原日本兵給予賠償的運動，浮到檯面上來。第一批到日本請求賠償的一位陳先生告訴我，在去日本一路上，他和團員都想像著老長官、國會議員和日本政府一定會流著熱淚擁抱他們這些離失多年前袍澤、同胞，從而快速通過立法，賠一大筆錢，好讓他們度過安適的晚年。但日本當局和過去曾多次在東京、在臺北一塊喝燒酒、吃生魚片、共唱“同期之櫻”的戰友會老長官，都冷著臉、皺著眉說，日本早已不把他們當成帝國的公民，沒有資格享受帝國給予日本複軍人的優渥的福利與恩給。

他們始而驚訝、失望，繼而悲念。他們開始向日方索取戰時積欠給他們的軍餉和未曾償付的軍中郵政儲金。但是雙方對賠償的幣值見解相去天壤，至今談不攏來。“現在我們是向他們要債。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陳老說。

他們很不諒解：為什麼打仗的時候，說他們和其他日本人一樣是“天皇赤子”，“內台如一”（日本人和臺灣人平等），要賠償、補償就推得乾淨。他們說“日本國民精神”講信義，看來是騙人的……

然而，內心深處，這忿怒還是來自日本認同的挫折。在我的採訪中，不少人承認他們一直是見到日本人特親切，聽到日本話特高興。看到他們對日本的愛恨交織，深深感到殖民地心靈的曲扭與複雜，遠遠不是簡化的邏輯可以處理的。

當然，一般說來，受到皇民化洗禮的臺灣人精英階層，他們的處遇就比這些農民、小市民出身的原日本兵幸運得多了。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的結構下，他們輕易地規避了對於他們“效力”日本的歷史之清算。時至今日，這殖民地精英中的秀異者，在當代臺灣朝黟政治、工商、產業諸領域中，占取了領導性地位。一九八零年中後，舊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舊“效力派”精英迎來了恐怕自己都不曾料想的第二個春天，揚眉吐氣。

值得注意的是，以反華、脫華、反共為主軸的、廣義的皇民主義，在臺灣政局中發生了“隔代遺傳”的現象。完全不曾接受過皇民化運動直接影響的一代人，有一些人在反華、反共的政治上，歌頌馬關割台的歷史，在選戰宣傳車上當街播放日本軍國主義的“軍艦進行曲”，仿日本室的“菊之禦紋章”設計八瓣菊旗為“新國家”的“國旗”……

於是，人們在看到臺灣的“主體”論、“政治實體”論、“獨特性”論和“獨立”論空前地成為主流論述的同時，對於日本將臺灣殖民地化的歷史所遺留而未加以絲毫清理的精神、心靈、文化的挫傷，非僅視若無睹，而且對於“臺灣主體”論以迄“獨立”論其實就是這挫傷之本身、之再蓄膿的事實混然不覺。這才是臺灣的“後殖民論”的嚴重的盲點。

而每次偶爾在臺北的街頭，看見頭戴日本陸軍或海軍戰鬥帽，有人甚至還在後腦掛著遮陽巾的老人，踽踽而行，我都很難於不感覺到他們是臺灣的曲扭的歷史所造成的、至今不曾愈好的傷口，心情愴然。 （原載《新新聞》）